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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在台灣的「扁政府」與韓國的「金大中政府」的晚期及「盧武鉉政府」整個時期開始，在台灣，三不五十的就會出現「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的比較。

    　而台灣看韓國，會因為人的不同、角度的不同，立場的不同，看到不同的韓國。

    　財政部長張盛和開年第一場出席工商團體的活動－三三會演講時，就提到韓國，提什麼呢？提租稅負擔率。

    　他說，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在不含社會安全捐的情形下，是全球主要國家中最低的，只有12.3％，他還說，「很多人說要學韓國，韓國的租稅負擔率是19.7％，比台灣多出7個百分點。」

    　所以，張盛和看到的韓國能，是租稅負擔率比台灣高。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則是從匯率看韓國。他認為，韓國，就是因為在2008年時將韓元貶得一塌糊塗，從此韓國成為台灣的勁敵，所以，他看韓國能，就會想：「新台幣，可以再貶一點。」

    　除了匯率，張忠謀對韓國政府刻意扶植超級企業的作法是，「台灣政府不須模仿韓國，試圖培植另一頭『怪物』與三星抗衡」，在他眼裡，三星是特意培植出來的「怪物」。

    　不過，他反對政府介入並非基於公平競爭理念，而是因為歷史經驗已經證明，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做這些事，「政府有時候會做對，但錯的遠比對的多；錯誤造成的損失，也遠比對的時候得到的多」。

    　只是不知歷史的經驗，何時才會在韓國得到印證。

    　就政府介入一事，宏碁創辦人施振榮的看法與張忠謀頗為類似，在他眼裡，韓國，只會變成大家的敵人。

    　因為韓國的大企業，包括三星，在施振榮看來，都是利用社會資源創造出來的價值，也壓縮到韓國其他的中小企業，對國家發展來說，也不是好事，例如，三星在發展過程中，為追求市場最大價值的利益，不顧其他產業及生態的利益平衡，長久下來，不會有人願意再跟他們合作。

    　當然，這是從討厭三星的角度，看韓國。

    　可是，當台灣決定要油電雙漲、打算廢核時，工總理事長許勝雄就代表工業界疾呼：「韓國有34％為核能發電，電力成本明顯低於我國，使台灣產業面對電力成本相對不利的地位。」

    　當看到政府的「台商回流政策」卡在外勞任用比例而膠著時，許勝雄又代表工業界嘆：「韓國是由政府帶頭出擊，開出引韓商回流的措施遠遠超過台灣，韓國做的比台灣好，台灣應該直接採用韓國的作法。」

    　許勝雄嘆，南僑集團會長陳飛龍也嘆，韓國有「韓食世界化」的政策計畫，台灣空有美食的好條件，卻不知善加運用...。

    　在企業「韓國能、台灣為何不能」的嘆息聲中，時任副總統的蕭萬長也為了台灣在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的進展緩慢，也在嘆，雖然也是嘆韓國能，但是，在台灣不能，他是嘆，官員的心態還有企業的心態，是否已做好準備？

    　同樣的，當企業紛紛嘆台灣為何不能時，依據經濟部的統計，經濟部長施顏祥也曾嘆，韓國企業投入研發的能量遠高於台灣企業...。

    　當大家都看到不同的韓國時，流亡海外的「經濟犯們」，不知道是否也在嘆：韓國可以特赦三星電子會長李健熙...。（譚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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