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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探討這個惡名昭彰的議題，我們首先必須允許自己承認偷情可以是多麼誘人又令人興奮的事情，特別是在經歷了幾年的婚姻生活以及生養了一、兩個孩子之後。在我們將偷情貼上「錯誤」的標籤之前，必須先承認這種行為也經常能夠為人帶來極度的興奮－－至少短時間內是如此。

　且讓我們再來想像另一個情境。吉姆在辦公室裡面試一件美術設計工作的外包人員。他已經面試了幾個小時，見過了一連串蓄著山羊鬍的年輕人。這時候，終於剩下最後一人。最後的這位應徵者名叫瑞秋，二十五歲（吉姆已年近四十，對於人生有時而盡已開始有強烈的感受），穿著牛仔褲、運動鞋和一件深綠色的V領毛衣，沒有多餘的飾品，令人忍不住注意她那顯得相當中性的上半身。他們談論了印刷費用、頁邊留白、紙張重量與字體－－不過，吉姆的心思早已飄到了別的地方去。任何一個男人看見這個充滿青春、健康與活力的身影，若是不為所動，其心智狀態就不免令人擔憂了。

　美麗的超級名模總是態度陰沉，有些胸懷抱負而且頭腦聰明的年輕女子則是對自己的美貌感到厭惡，只要發現別人感興趣的對象是她們的身材而不是才智，就不禁有受到冒犯的感覺。不過，瑞秋完全沒有這些毛病。她散發出一股天真無邪的熱情，彷彿撫養她長大的是一對慈愛年老的父母，住在偏遠的農場上，從來沒有看過電視，也不曾上過中學。

　若把吉姆想要的東西稱為「上床」，對於他內心那種興奮情緒的源頭未免描述得太過簡略。在這個情況下，古英語的「know」一詞實是異常貼切，（譯注：「know」除了有認識、了解、體驗等意思之外，在古英語中也可用來指稱與人發生性關係。）因為瑞秋確實引發了吉姆「了解」她的渴望－－不但想要親近她的大腿、腳踝與頸項，也想知道她喜歡穿哪些衣服、書架上擺了些什麼書、她的頭髮在沖澡過後會散發出什麼樣的氣味、她小時候的個性，以及她與朋友私下交換的祕密。

　儘管吉姆的人生向來平淡無奇，這次命運卻出現了意料之外的轉折。在瑞秋完成了那件案子的幾個月後，吉姆奉派前往布里斯托出差兩天一夜，到M4高速公路旁的一家假日飯店參加公司客戶的頒獎典禮－－結果在抵達飯店那座萊姆綠色調的門廳之際，發現瑞秋剛好也在那裡。她早已忘了他，但經過他的提醒之後，她隨即展現了一貫的熱情，也隨即接受他的提議，同意在典禮結束後和他在酒吧見面。如同初次殺人的罪犯，憑著直覺就懂得如何在屍袋裡安置石頭，吉姆也立刻寄了一封電子郵件給黛西，向她和他們的兩名子女道晚安，同時預告他晚上恐怕沒有機會像以往出差一樣打電話回家，因為今晚的典禮看來似乎沒完沒了。

　午夜時分，他們在幾乎空無一人的酒吧裡共同喝了一杯酒。吉姆的調情精確又有效。中年已婚男人一旦想要引誘其他女人，總是顯得極為大膽。不過，這種大膽的表現絕不應與自信混為一談：這是一種對死亡的恐懼，從而認知到自己可能不會再有多少機會享受這樣的時刻。正是這樣的認知為吉姆帶來了一股動力，推著他做出自己以前從來不敢做的行為－－在他還年輕單身的時候，人生猶如一條看不見盡頭的寬廣道路，所以當時的他還有害羞矜持的本錢。

　他們在通往電梯的走廊上初次接吻。他把她壓在牆上，旁邊懸掛著一張廣告海報，宣傳著家庭住宿優惠方案，兒童在星期日上午可享有免費早午餐。她的舌頭熱切地回應著他，身體也不斷推向他。這一刻隨即躋身為吉姆人生中最美妙的時刻之一。

　他從布里斯托返家之後，生活仍然一如往常。他和黛西將孩子送上床，出外吃晚餐，討論該不該買新的烤箱，不時拌拌嘴，也一樣極少行房。

　當然，吉姆以謊言掩蓋了自己的豔遇。我們生活在一個注重道德的時代。這個時代對我們在婚前的所作所為相當寬容，但在婚後就嚴格禁止我們逾越規矩。新聞經常報導足球明星與政治人物不檢點的性生活，而讀者針對這些報導提出的評論，也反映了別人會怎麼看待吉姆的行為。他會被指責為騙子、人渣、豬狗不如的鼠輩。

　吉姆對這些標籤感到驚恐不已；但另一方面，他也不禁納悶自己為何應該屈服於這種廉價的道德規範。我們也許可以探討一下這種懷疑心態。暫且讓我們採取這種觀點：吉姆與瑞秋之間發生的事情其實沒有什麼特別不對的地方。既然這麼說了，姑且再更進一步，推翻一般人對於偷情行為的判決，而指出真正的錯誤也許在於這種行為的對立面－－也就是說，在於缺乏偏離正軌的渴望。這種現象不僅怪異，更是徹底錯誤，因為這種情形不僅不理性，也違背自然。完全拒絕思考偷情的可能性，顯然代表了想像力的徹底失敗，有如鐵石心腸般地無視於我們在地球上的生命只有如此短暫，同時也魯莽漠視了我們身體的肉慾現實，更否定了那股我們應當有權任由其凌駕於理性之上的力量：這股力量可能由各式各樣的情慾觸媒所激發，包括在會議桌下互相纏繞手指以及在餐廳用餐時偷偷將膝蓋靠在一起的舉動，或是高跟鞋與潔淨的藍色襯衫、灰色棉質內衣與萊卡短褲、光滑的大腿與肌肉健壯的小腿－－每一項都是感官的最高享受，與阿蘭布拉宮（Alhambra）的拼貼磁磚或巴哈的B小調彌撒一樣值得崇敬。排拒這些誘惑的行為本身難道不算是一種背叛？我們有可能信任一個對於不忠從來不曾有過任何興趣的人嗎？

　因為伴侶的背叛行為而生氣的人，其實是迴避了一項可悲的基本真理：沒有人能夠是另一個人的一切。

　「遭背叛」的伴侶不肯以保有尊嚴的方式，優雅而哀傷地接受這個令人害怕的想法，而是經常在社會的鼓勵下指控「背叛人」的伴侶對自己有所不滿是道德上的錯誤行為。不過，真正的問題其實出在現代婚姻制度的精神上，因為現代婚姻觀念所懷有的期望完全不合理，堅持認定一個人可以在情感與性方面滿足另一人的所有需求，而且是永久如此。

　若是後退一步來看，即可發現現代婚姻制度和以前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這項基本信條：現代婚姻制度認為我們在愛情、性與家庭方面的一切慾望，都必須由同一個人滿足。

　從來沒有其他社會對於婚姻制度採取如此嚴厲的態度，或是抱持如此高的希望；因此，也從來沒有其他社會對婚姻制度失望如此之深。

　過去的社會較為明智，將愛情、性與家庭這三種非常不同的需求劃分開來，並且各自獨立。舉例而言，十二世紀的普羅旺斯吟遊詩人是浪漫愛情的專家。他們深知看見一個優美的身影所可能引起的痛苦，也知道與心儀的對象會面之前那種輾轉反側的焦慮感受，更懂得短短幾句話或是一個注目的眼神可能讓人多麼心花怒放。不過，他們完全無意將這些備受珍視的深刻情感和其他平行的實用意圖連結在一起－－也就是說，他們絲毫不考慮和自己如此熱烈愛慕的對象共組家庭，或甚至共享魚水之歡。

　十八世紀初的巴黎浪蕩主義者也同樣投入，但他們投入的對象是性，而不是浪漫的愛情：他們崇尚初次為愛人解開鈕扣所感到的欣喜、在燭光下探索彼此身體的興奮感受，以及在彌撒上暗中引誘別人的刺激感。不過，這些情慾探險家也懂得：這種快感與愛情或是養育一群子女沒有什麼關係。

　早自人類在東非開始直立行走以來，我們對建立家庭的衝動就極為熟悉。不過，直到極為晚近（就演化進程而言）之前，卻幾乎沒有人想過，建立家庭的做法可能需要與父母之間持續不斷的性慾，以及互相懷有愛情的渴望融合在一起。

　我們的愛情、性慾及家庭這三個面向的互相獨立，甚至是互不相容，在過去向來被視為人生中一種普遍存在的正常現象，直到十八世紀中葉，歐洲富裕國家的一個社會階層才開始出現一種新式的理想。這種理想指出，從今以後，夫妻不該只是為了子女而容忍對方，而是應當互相深愛及慾求對方。他們的關係必須結合吟遊詩人的浪漫活力與浪蕩主義者的性激情。於是，他們向世人提出了這項非常吸引人的概念：只要找到一個人，我們最迫切的需求就可能全部獲得解決。

　這種婚姻的新式理想，幾乎完全是由中產階級這個經濟階層所創造出來並且加以支持，這點絕非巧合，因為他們在自由與約束之間維繫的平衡也奇特地反映在此一婚姻理想當中。在一個由於科技與商業發展而快速擴張的經濟當中，這個膽氣壯大的階級不再需要接受低下階層那種備受限制的人生展望。中產階級的律師與商人有了一點額外的錢可以娛樂放鬆，因此也就能夠提高期望，希冀自己找到的伴侶不只是一個協助他們安然度過冬季的幫手。然而，他們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他們不像吟遊詩人擁有無窮無盡的空閒時間，因為吟遊詩人繼承了龐大財富，可以花上三個星期寫信讚頌愛人的眉毛，但中產階級卻必須經營企業、管理倉庫。他們也不能像浪蕩主義者那樣傲慢自負，因為身為貴族的浪蕩主義者擁有權勢與地位，不但因此培養出自我中心的心態，毫不在乎傷害別人的心或是破壞自己的家庭，也有足夠的財力解決自己的荒唐行徑所遺留下來的問題。

　因此，中產階級的生活不至於艱苦得毫無享受浪漫愛情的餘裕，但也沒有無憂無慮到能夠不受限制地追求情慾和情感糾葛。藉著全心全意投注在一個永久的合法伴侶身上以達到滿足，其實是種頗為貧弱的答案，純粹是考量到他們的情感需求與實際限制而得出的結果。

　許多在過去根本不至於引人側目－－至少絕對不會被視為足以終結婚姻或破壞家庭－－的缺陷與行為，在這種中產階級的理想當中都一律被打成禁忌。夫妻之間原本淡漠的友誼，還有偷情與不舉－－這一切都從此被賦予了沉重的新意義。在中產階級眼中，缺乏愛情與關懷的婚姻生活乃是一種詛咒，就像浪蕩主義者無法享有婚外情一樣痛苦。

　中產階級對於愛情所懷抱的遠大期望，可清楚見於小說作品當中。珍‧奧斯汀的小說至今仍然顯得頗為現代，原因是她為筆下人物所賦予的期望，不但反映也協助創造了我們自己懷有的期望。如同《傲慢與偏見》裡的伊莉莎白‧班奈特以及《曼斯菲爾莊園》裡的芬妮‧普萊斯，我們也渴望自己能夠一方面建立穩定的家庭，同時又對自己的伴侶懷有真誠的情感。不過，小說的歷史也揭露了這種浪漫理想當中的黑暗面向。《包法利夫人》與《安娜‧卡列尼娜》堪稱是十九世紀歐洲最傑出的兩部小說。這兩部作品裡的女主角都依其時代與社會地位而在自己的伴侶身上尋求著一套繁複的特質：她們希望自己的伴侶不但是丈夫，同時又是吟遊詩人與浪蕩主義者。然而，在這兩個例子裡，人生帶給她們的都只是單純的丈夫。包法利夫人與安娜都被困在經濟無虞但毫無愛情滋潤的婚姻裡－－儘管這種婚姻在先前的時代可能引人欣羨，現在卻是令人難以忍受。另一方面，她們所屬的中產階級世界又無法接受她們追求婚外情的行為。這兩位女主角最後自殺的下場，顯示了這種新式愛情理想無可調和的本質。

　（更多精采內容，請詳見先覺出版《如何思考性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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